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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看得见的正义”去探索真理——电影《十二公民》评析

2016-03-12 1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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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电影翻拍

  美国导演悉尼·卢曼特1957年执导的电影《十二怒汉》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近日上映的《十二公民》是我国导演徐昂对这部经典影片的翻拍,并植入了诸多本土化元素,把不存在于中国的陪审团制度,以大学生补考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方式进行演绎。没有博人眼球的恢宏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剧情, 90多分钟的内容全部在一个教室里面进行,全凭12名“陪审员”的精彩对白和精湛演技,就能把观众吸引住,并取得不菲的票房成绩,可以说《十二公民》是一部成功之作!

  《十二公民》的剧情和《十二怒汉》基本无大出入,只是将犯罪嫌疑人转换成了当今中国的特有群体——富二代少年、将陪审员换成了参与陪考的法学院学生家长。扮演陪审员的家长们大多是抱着赶紧走完过场了事的心态参加陪审的,在人证、物证都将犯罪嫌疑人指向富二代少年的舆论背景下,11人毫不犹豫都投了“有罪”票,只有8号陪审员投“无罪”票,导致其他人的愤怒、讽刺、焦躁、挖苦……面对这些,8号陪审员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平心静气地一一辩说,从最初的“想认真聊一聊”,到最后坚信该案的证据都存在“合理的怀疑”,进而说服了其他11人,他们均做“无罪”表决。

  影片的整个剧情就是一个探索事实真相、寻求法律正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参与者的素质参差不齐而显得异常艰难,最后结局能较为圆满,除了8号陪审员的检察官职业背景及较好人格魅力所起的作用外,最重要的还是12人就共同遵守自由平等议事规则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套议事规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看得见的正义”,它是探寻真理、正义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手段、工具。

  现代法治文明的理念告诉我们:只有在保障“看得见的正义”的前提下,才有探索真理、寻求实体正义的可能性。

  “无罪推定”的现代法律理念

  杀人罪属于刑事案件,对于刑事案件,应遵循“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意即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少年的确杀了人,否则就不能对他作出有罪认定。因此,要想作出无罪认定,只要对案中的两个证人证言和一个证物提出“合理的怀疑”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理设置表明在这个案例中,其实无涉对事实的“正面认定”,陪审员不用提出确凿的证据表明少年的确没杀人,只需对证明少年有罪的几条理由提出合理怀疑就足够了——这正如电影中8号陪审员反复强调的:到底嫌犯有没有杀人,我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原始的”“裸露的”实在真相,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找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嫌犯是无辜的,只要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就该判他无罪。

  也正是“无罪推定”理念,成为8号陪审员逐一说服其他陪审员、重新达成“最接近真理”一致意见的辩论依据。

  “全体一致”的陪审团议事规则

  陪审团议事规则是“全体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决,这一设计体现了对刑事案件的严谨态度和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人文精神。可以想象,如若在陪审团表决制度中实行多数决,8号陪审员的意见显然很快被埋没在“多数派意见”中,从而极有可能牺牲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无法实现以追求真理为首要目的的法律精神。

  “全体一致”的表决规则,虽然并不能确保真理的实现,但至少能让所有参与讨论者的意见和利益都得到最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小规模陪审团里,一个不同的声音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论辩,最终可能成为真正的全体一致意见,而不至于让真理之光熄灭在萌芽之中。

  也正是“全体一致”的议事规则,才使得首次投票后,其他11位陪审员虽然对8号陪审员愤怒、厌恶,却不得不听完他的意见,并一次次进行重新投票,直至最后12票意见统一。这个过程提供了少数意见充分表达、辩论的机会,至少在程序上实现了正义目标,而依循该程序所获得的结果,即是最接近“真理”的正义。

  靠“理性辩论”而非“武力权威”

  也许一些观众对《十二公民》的印象停留在其中各种影射社会问题的不同阶层交锋上,诸如对河南人的歧视、对女学生傍大款的戏谑、对“拜物主义”的思考……大段幽默而接地气的台词、鲜明个性角色的调侃,不时引起全场观众的大笑。这是电影成功的一个方面。

  然而,透过这些生动、精彩的表象,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还试图向人们展示:在理性的条件下,各种观点可以经过充分地讨论和论证而达成共识,并切中客观真相。因为8号陪审员从最初的绝对劣势到最终全面说服所有人,靠的不是武力,不是权威,而是理性辩论。

  也许开始的时候,观众会觉得12人背景不同,素质各异,有些人甚至是“强词夺理”的顽固派,偏见占据了他们的大脑,如最后改变意见的3号陪审员和无理由歧视河南人的10号陪审员,但是,到最后仔细想想,所谓的“顽固分子”,其实也还是遵循一定理性规则的,最起码在8号陪审员对“无罪推定”原则反复解释后,基本能接受他的看法、在讨论的时候遵守基本的顺序规则、辩论规则。

  尽管3号陪审员有点显得偏执,然而在听完8号陪审员提出一个又一个合理的假设、置疑一个又一个控方提出的证据、自己再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时,也哭着承认了是因为儿子“不孝”,导致自己有偏见,从而倾向于无罪判决。这些都是在诠释着“理性辩论”的价值。

  约翰·博德利·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主要美德,而公平是正义的基础。获得公平的途径,则是理性的个人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如何摆脱“偏见”成了获得正义的关键因素,在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要想让人们都基于无偏见的理性思考下行事,无疑是很难的。人类几千年来都在探寻着如何实现正义的方法,现代制度文明告诉我们,遵循一套合理、正义的规则,是迄今人类能最大限度抛除个人偏见、探寻正义的途径,要想实现正义、探寻真理,首先得有一套“看得见的正义”规则可供遵循,否则,正义、真理无从获得。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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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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